
1950年,台北马场町刑场,国民党中将陈宝仓被枪决。遗体在烈日下暴晒腐烂,无人敢领。最终,两位挚友冒死从尸堆中翻出遗体火化,一位17岁的女中学生将骨灰绑在胸前,纵身跳入茫茫大海,硬是把这位将军带回了故乡。
1950年6月10日,台北马场町刑场,一阵密集的枪响过后,国民党中将高参陈宝仓倒在血泊中。他是我党潜伏在台湾的高级情报员,因“吴石案”暴露被捕。
行刑结束后,一名军官走上前,对着陈宝仓的头部补了一枪。随后,宪兵登车撤离。陈宝仓的遗体被随意扔在刑场的杂草堆里。
几天过去,台北气温极高。遗体开始肿胀、腐烂,散发出刺鼻的恶臭,成群的苍蝇在尸堆上方盘旋。
在那个特殊时期,陈宝仓的家属早已撤离。留在台湾的旧部和亲戚,谁也不敢靠近马场町半步。
远在香港的妻子师文通走投无路,找到一个准备去台湾的商人。
“求求你,帮我带个口信给台湾的陈克敏和唐辉麟。”师文通拿出一根金条,递了过去,“让他们帮宝仓收个尸。”
商人吓得连连摆手。师文通直接跪在地上,把金条硬塞进商人的口袋里。
半个月后,口信传到了年轻学生陈克敏和军需官唐辉麟的耳朵里。
当天深夜,陈克敏和唐辉麟推着一辆借来的破板车,带着几个麻袋和一捆草绳,摸到了马场町刑场。
刑场上横七竖八躺着十几具高度腐烂的尸体。有的尸体已经被野狗啃咬得残缺不全,尸体上爬满了蛆虫。
“怎么认?”陈克敏捂着鼻子,压低声音问。
“找右眼。”唐辉麟戴上厚厚的帆布手套,走到第一具尸体前,“抗战打宣城的时候,他右眼被日本人的弹片炸瞎了,装的是玻璃假眼。”
两人强忍着恶心,在尸堆里一具一具地翻找,扒开尸体脸上的烂肉和头发,检查眼眶。
翻到第七具尸体时,唐辉麟的手停住了。他在尸体的右眼眶里,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圆球。他掏出火柴划着,凑近一看,是一颗沾满血污的玻璃假眼。
“找到了,快!”唐辉麟扔掉火柴。
两人迅速展开麻袋,将遗体塞进去。可遗体已经僵硬变形,装不进麻袋。
陈克敏拿起草绳,将遗体的双腿和双臂死死捆住,用力折叠,才把草绳打上死结,勉强将遗体塞进麻袋里。
他们把麻袋抬上板车,连夜拉到了台北市郊的一家火葬场。
唐辉麟敲开火葬场的后门,把凑来的600元钱塞进火化工手里。
火化工解开麻袋看了一眼,吓得倒退两步:“这是枪毙的政治犯,查出来要掉脑袋的,我不干!”
“帮帮忙,烧完我们就走,绝不连累你。”唐辉麟一把抓住火化工的胳膊,把钱硬塞进他手里,“骨灰我们自己带走,不留记录。”
火化工咬咬牙,转身拉开焚尸炉的铁门,把炉温调到最高。几个小时后,陈宝仓化作了一坛骨灰。
骨灰有了,怎么运出台湾?
当时的港口盘查极严,特务对出境人员的行李逐一翻找,甚至连牙膏都要挤出来检查。陈克敏和唐辉麟根本出不去。
这时,陈宝仓三女儿的同窗好友,17岁的女中学生殷晓霞站了出来。她正准备经香港去上海考大学。
“交给我。”殷晓霞接过骨灰。
为了掩人耳目,她找来一个空奶粉罐,把骨灰倒进去,封好口,塞进随身携带的藤条箱里。
1950年7月,殷晓霞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。
轮船抵达香港海域,尚未靠岸,船厢里突然乱了起来。几名港英警察登船,挨个检查乘客证件。
“没有入港证的,全部遣返,行李打开接受检查!”警察拿着警棍敲打舱门,两名警察一前一后堵住了走廊。
殷晓霞没有入港证。一旦被遣返,或者藤条箱被搜查,奶粉罐里的秘密就会曝光。
她拉开藤条箱,抓起奶粉罐,冲出船舱,跑到甲板边缘。
“干什么,站住!”身后的警察大喊。
殷晓霞没有回头。她脱下外套,拿出一块防水布,将奶粉罐死死绑在胸前,随后踢掉鞋子,扔掉所有行李,深吸一口气,双手护住胸前的罐子,纵身一跃,跳进了海水里。
“扑通”一声巨响,水花四溅。
殷晓霞不会游泳。她落水后连呛了几口海水,身体直往下沉。她拼命挥舞双臂,抓住了一块从船上掉落的木板。
她死死抱着木板,靠着海浪的推力,向岸边泅渡。咸涩的海水灌进嘴里,她剧烈咳嗽,但双手死死抠住木板边缘,指甲都翻了过来。
海浪一次次把她拍进水里,她咬紧牙关,双手始终没有离开胸前的奶粉罐。
几个小时后,殷晓霞爬上了香港的海岸。
她浑身湿透,双腿和手臂被海岸边的礁石划得全是血口子。她解开胸前的防水布,拿出奶粉罐。罐子完好无损。
几天后,殷晓霞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,核对了一下门牌号,敲响了师文通在香港的房门。
门开了。师文通看着眼前这个浑身是伤、衣服破烂的女孩,愣住了。
“阿姨,我把陈伯伯带回来了。”殷晓霞双手递上奶粉罐。
师文通接过奶粉罐,双膝一软,跪在地上,泣不成声。
随后,陈宝仓的骨灰被秘密护送回大陆。
1953年,陈宝仓的骨灰被正式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毛主席亲自签发了《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》,编号为“零零玖号”(0009号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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