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，台北马场町刑场，国民党中将陈宝仓被枪决。遗体在烈日下暴晒腐烂，无人敢领。最终，两位挚友冒死从尸堆中翻出遗体火化，一位17岁的女中学生将骨灰绑在胸前，纵身跳入茫茫大海，硬是把这位将军带回了故乡。
1950年6月10日，台北马场町刑场，一阵密集的枪响过后，国民党中将高参陈宝仓倒在血泊中。他是我党潜伏在台湾的高级情报员，因“吴石案”暴露被捕。
行刑结束后，一名军官走上前，对着陈宝仓的头部补了一枪。随后，宪兵登车撤离。陈宝仓的遗体被随意扔在刑场的杂草堆里。
几天过去，台北气温极高。遗体开始肿胀、腐烂，散发出刺鼻的恶臭，成群的苍蝇在尸堆上方盘旋。
在那个特殊时期，陈宝仓的家属早已撤离。留在台湾的旧部和亲戚，谁也不敢靠近马场町半步。
远在香港的妻子师文通走投无路，找到一个准备去台湾的商人。
“求求你，帮我带个口信给台湾的陈克敏和唐辉麟。”师文通拿出一根金条，递了过去，“让他们帮宝仓收个尸。”
商人吓得连连摆手。师文通直接跪在地上，把金条硬塞进商人的口袋里。
半个月后，口信传到了年轻学生陈克敏和军需官唐辉麟的耳朵里。
当天深夜，陈克敏和唐辉麟推着一辆借来的破板车，带着几个麻袋和一捆草绳，摸到了马场町刑场。
刑场上横七竖八躺着十几具高度腐烂的尸体。有的尸体已经被野狗啃咬得残缺不全，尸体上爬满了蛆虫。
“怎么认？”陈克敏捂着鼻子，压低声音问。
“找右眼。”唐辉麟戴上厚厚的帆布手套，走到第一具尸体前，“抗战打宣城的时候，他右眼被日本人的弹片炸瞎了，装的是玻璃假眼。”
两人强忍着恶心，在尸堆里一具一具地翻找，扒开尸体脸上的烂肉和头发，检查眼眶。
翻到第七具尸体时，唐辉麟的手停住了。他在尸体的右眼眶里，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圆球。他掏出火柴划着，凑近一看，是一颗沾满血污的玻璃假眼。
“找到了，快！”唐辉麟扔掉火柴。
两人迅速展开麻袋，将遗体塞进去。可遗体已经僵硬变形，装不进麻袋。
陈克敏拿起草绳，将遗体的双腿和双臂死死捆住，用力折叠，才把草绳打上死结，勉强将遗体塞进麻袋里。
他们把麻袋抬上板车，连夜拉到了台北市郊的一家火葬场。
唐辉麟敲开火葬场的后门，把凑来的600元钱塞进火化工手里。
火化工解开麻袋看了一眼，吓得倒退两步：“这是枪毙的政治犯，查出来要掉脑袋的，我不干！”
“帮帮忙，烧完我们就走，绝不连累你。”唐辉麟一把抓住火化工的胳膊，把钱硬塞进他手里，“骨灰我们自己带走，不留记录。”
火化工咬咬牙，转身拉开焚尸炉的铁门，把炉温调到最高。几个小时后，陈宝仓化作了一坛骨灰。
骨灰有了，怎么运出台湾？
当时的港口盘查极严，特务对出境人员的行李逐一翻找，甚至连牙膏都要挤出来检查。陈克敏和唐辉麟根本出不去。
这时，陈宝仓三女儿的同窗好友，17岁的女中学生殷晓霞站了出来。她正准备经香港去上海考大学。
“交给我。”殷晓霞接过骨灰。
为了掩人耳目，她找来一个空奶粉罐，把骨灰倒进去，封好口，塞进随身携带的藤条箱里。
1950年7月，殷晓霞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。
轮船抵达香港海域，尚未靠岸，船厢里突然乱了起来。几名港英警察登船，挨个检查乘客证件。
“没有入港证的，全部遣返，行李打开接受检查！”警察拿着警棍敲打舱门，两名警察一前一后堵住了走廊。
殷晓霞没有入港证。一旦被遣返，或者藤条箱被搜查，奶粉罐里的秘密就会曝光。
她拉开藤条箱，抓起奶粉罐，冲出船舱，跑到甲板边缘。
“干什么，站住！”身后的警察大喊。
殷晓霞没有回头。她脱下外套，拿出一块防水布，将奶粉罐死死绑在胸前，随后踢掉鞋子，扔掉所有行李，深吸一口气，双手护住胸前的罐子，纵身一跃，跳进了海水里。
“扑通”一声巨响，水花四溅。
殷晓霞不会游泳。她落水后连呛了几口海水，身体直往下沉。她拼命挥舞双臂，抓住了一块从船上掉落的木板。
她死死抱着木板，靠着海浪的推力，向岸边泅渡。咸涩的海水灌进嘴里，她剧烈咳嗽，但双手死死抠住木板边缘，指甲都翻了过来。
海浪一次次把她拍进水里，她咬紧牙关，双手始终没有离开胸前的奶粉罐。
几个小时后，殷晓霞爬上了香港的海岸。
她浑身湿透，双腿和手臂被海岸边的礁石划得全是血口子。她解开胸前的防水布，拿出奶粉罐。罐子完好无损。
几天后，殷晓霞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，核对了一下门牌号，敲响了师文通在香港的房门。
门开了。师文通看着眼前这个浑身是伤、衣服破烂的女孩，愣住了。
“阿姨，我把陈伯伯带回来了。”殷晓霞双手递上奶粉罐。
师文通接过奶粉罐，双膝一软，跪在地上，泣不成声。
随后，陈宝仓的骨灰被秘密护送回大陆。
1953年，陈宝仓的骨灰被正式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毛主席亲自签发了《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》，编号为“零零玖号”（0009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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